□ 呂曉磊

　　近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邵醫生墜亡的消息，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與反思。這位從醫二十余載、曾獲“河南省優秀醫師”稱號的醫者，最終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而悲劇的導火索是網絡暴力。

　　從家屬披露的遺書和網絡平臺的記錄看，邵醫生生前曾卷入三起醫療糾紛，在漫長的維權過程中，持續遭受網絡謾罵和攻擊，最終選擇以極端方式為自己“正名”。目前，當地相關部門已成立調查組。

　　邵醫生的悲劇并非個例。從上海女子因200元感謝金遭網暴跳樓，到杭州粉發女孩因分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被辱罵致死，再到如今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推上輿論絞刑架，網絡暴力已從個體傷害演變為不折不扣的社會公害。

　　網絡暴力的可怕，在于它把復雜的醫療問題壓縮成了一句句情緒化的口號。“庸醫殺人”“還我子宮”……當醫學的專業性被忽略，當診療記錄被斷章取義，當患者家屬的悲痛被算法放大成對個人的“圍剿”，醫生就從“救人者”淪為“全民公敵”。

　　更值得警惕的是，網絡暴力往往打著“弱勢群體維權”的旗號，裹挾不明真相的網民進行所謂的“道德審判”。然而，醫療糾紛本可通過醫療鑒定、司法訴訟等正規渠道解決，任何繞開法律程序的網絡“私刑”，都是對法治的破壞。

　　網絡暴力之惡，還在于它無差別地攻擊專業群體。在邵醫生的案例中，當一位羊水栓塞產婦命懸一線時，邵醫生嚴格按照醫療規范實施子宮切除術保住產婦生命，卻被家屬斥為“絕后仇人”；邵醫生勸說巨大兒母親接受剖宮產，在家屬執意要求順產導致悲劇后，反而要遭受“醫生失職”的指責。在這些事件里，醫學的復雜性被簡化為非黑即白的道德對立，醫生的專業判斷成了“草菅人命”。當“優秀醫師”被辱罵到以死明志，受損的不只是個人名譽，更是整個社會的信任根基。

　　構建抵制網絡暴力的文明免疫力，需要法律、平臺與公民的三重努力。法律層面，應明確網絡暴力的法律邊界，加大對網暴行為的懲處力度；網絡平臺需建立更有效的預警和干預機制，而非僅滿足于事后刪帖；而最為根本的，是網民需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不信謠、不傳謠、不讓自己淪為網絡暴力的“幫兇”。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個“邵醫生”的悲劇出現，讓網絡空間真正成為理性交流的公共領域而非數字時代的私刑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