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浸染歲月的金礦石，一把銹跡斑斑的匕首，一份記錄歷史的資料……在齊魯大地的抗戰歷史中，每一件文物都是“沉默的證人”。它們用最質樸的形態，訴說著山東軍民在國難當頭時的抉擇與行動。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今天是國際博物館日，大眾日報·大眾新聞推出“博物館里的抗戰記憶”特別報道，派出多路記者，分別走進臺兒莊大戰紀念館、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博物館、沂蒙紅嫂紀念館、天福山起義紀念館、地雷戰紀念館、膠濟鐵路博物館、青島市博物館、淄博市博物館，每個博物館（紀念館）選擇一件代表性文物，通過一件件“沉默的證人”，打開一段段塵封的抗戰歷史、熱血故事。

　　沂蒙紅嫂紀念館：

　　“沂蒙母親”冒死守護一份特刊

　　在沂蒙紅嫂紀念館，跨過“沂蒙母親”王換于展室的門檻，透過昏黃的燈光，記者看到戰時托兒所雕像中，王換于抱著一個尚在襁褓的嬰兒，與其他孩子互動。繼續了解王換于，就能發現這位“沂蒙母親”機智勇敢的另一面。

　　“除了創辦戰時托兒所，王換于還將一本《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保存了38年之久。”沂南縣黨性教育基地副主任劉瑞艷，指著展柜里的《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復制品）說。1940年7月26日，山東各界代表300余人，突破日寇的層層封鎖，來到沂南縣青駝寺，秘密召開山東省各界代表聯合大會，選舉產生了山東省人民政府的前身——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聯合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山東省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的誕生和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正式形成，在抗戰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會后，出版了一本《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

　　“這本書共有20多萬字，由于當時紙張以及印刷材料匱乏，這本書印數極其有限，是一份抗戰時期少有的資料。書中收集了所有在會上作報告的領導人的講話稿，登載了山東省的行政機關和群眾團體所有領導成員名單，是極為重要的抗戰歷史文獻。”劉瑞艷說。

　　沂蒙紅嫂紀念館展陳的《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復制品）。

　　會議過后，戰爭仍在繼續，形勢緊急。1941年，在日、偽軍5萬余人對沂蒙山區發起大“掃蕩”的緊急關頭，時任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的馬保三權衡再三，將《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交給王換于，并囑咐王換于：“您一定要像保護自己生命一樣去保護它，等抗戰勝利了，我們就來取。”雖然不知道書中的內容，但是王換于能夠想到這本書的重要性，她把這本書用一塊印花棉布包好，收藏起來。為給這本書找個安全之地，王換于不得不將它頻繁轉移，有時藏在山洞中，有時埋在小樹林里，更多的時候是隨身攜帶，睡覺也不離身。

　　“最驚險的一次盤查與搜索發生在1947年。”王換于的孫女于愛梅講起奶奶說過的往事。有一天，國民黨還鄉團闖進王換于家中，惡狠狠地問她有沒有藏共產黨的東西。“過去打鬼子的，到俺家也不過是喝口水，俺沒見過什么東西。”當時，王換于沉著冷靜地回答，但其實這本書正塞在她的棉褲腰里。匪徒把刺刀架到她的脖子上威脅說：“今天要是交不出東西，就要你這條老命！”王換于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你們愿意要我這條老命，就拿去吧！”

　　在王換于家中一通翻找之后，沒有收獲的匪徒又要搜身。就在這時，王換于急中生智大喊大叫，故意解開衣襟讓他們搜身，接著她又做出解褲腰帶的樣子，這些匪徒看見她的架勢，斷定她身上不可能有什么重要東西，就走了。就這樣，歷盡千辛萬苦，終于把書保存了下來。

　　王換于常常拿出這本書來曬曬，怕被蟲子咬了。直到1978年，王換于已經成為年逾九旬的老人了，她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不能妥善地保存書籍，便把這本書交給沂南縣。隨后，這本書被征調到山東省檔案館，填補了省檔案館關于山東省聯合大會的資料空白。

　　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博物館：

　　一塊金礦石見證的“黃金運輸線”

　　泰安無金，卻藏金魂。

　　5月16日，當記者踏入泰安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博物館時，一塊灰褐斑駁的金礦石靜臥展柜中央。它旁邊，兩根竹筒裂痕如淚，一條子彈袋磨痕斑駁，三件看似尋常的物件，卻是八十多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黃金大轉移”的沉默物證。

　　泰安為何陳列金礦石？“這塊石頭，是我們從招遠‘請’來的。”館長丁兆村介紹。1939年的膠東，日軍鐵蹄踐踏下的招遠金礦，每一粒沙金都浸著同胞的鮮血。而我黨地下工作者卻以血肉為盾，將淘制的沙金，封入竹筒，將一批批“特殊彈藥”化作刺向敵后的利刃，沿著敵占區封鎖線，秘密送往延安。

　　這條“黃金運輸線”的守護者，就有從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走出來的戰士孟英。

　　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博物館內陳列的金礦石。

　　1913年出生的孟英，還在北平輔仁大學的課堂里接觸馬克思主義時，未曾想到，自己的人生竟與黃金產生宿命般的聯結。1936年7月，23歲的孟英在黨旗下宣誓，從此將青春熱血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七七事變的炮火撕裂了華北的寧靜。孟英奉命南下徂徠山，在蒼翠山巒間參與那場改變山東抗戰格局的武裝起義。起義隊伍分作兩個中隊：一中隊匯聚著平津流亡學生與泰安縣委的革命火種，二中隊則由山陽莊的莊稼漢組成。孟英在中隊旗前接過鋼槍，在武裝起義爆發后，又轉戰山縱一旅二團政治部，在戰火中淬煉成鋼。

　　1942年深秋，延安窯洞的煤油燈下，一封加急電報劃破夜空：“山東根據地，急需黃金破封鎖！”在上級部署下，孟英臨危受命，以魯中工商總局監察專員身份，踏上了隱秘的戰線。

　　此時的魯中山區，日偽據點如毒瘤般布滿在群山之間。孟英帶著測繪工具翻山越嶺，將散落在敵占區縫隙中的零星金脈標注成冊。他創新實施“以糧換金”政策，政府用糧食從百姓手中換取沙金。遇敵掃蕩時，淘金戶瞬間化作耕田農夫，木盆中的沙金沉入溪底，竹篩里的金屑埋進灶灰。

　　兩年間，三千余兩沙金在孟英手中匯聚成河。每一克黃金都浸透著血火淬煉的智慧。

　　1943年秋，孟英親自率隊押運。為讓黃金沖破封鎖，他們用竹筒灌金、蠟封筒口，每根竹管刻好編號與重量后，五十兩為一組，塞進磨破邊的子彈袋里。隊伍刺破津浦鐵路封鎖線，三天急行軍將黃金安全送達一一五師駐地。

　　據統計，抗戰期間，山東軍民共向延安輸送13萬兩黃金，這一數字背后，是孟英和戰士們用腳步丈量的萬里征途，是百姓們用獨輪車推出的秘密通道。

　　臺兒莊大戰紀念館：

　　她的故事，寫下最柔軟卻最堅韌的一筆

　　5月16日，棗莊市臺兒莊大戰紀念館內，一把匕首靜臥于展柜中，刀刃已銹跡斑駁，鮮紅的塑料手柄仍泛著微光。它的主人，是稚氣未脫的少女——劉守玟。這把匕首，承載著一位18歲女兵的血淚、一個家庭的遺恨，更見證了中華兒女以青春赴國難的壯烈史詩。

　　1935年，湖南漢壽縣軍劉村的富商之女劉守玟考入長沙女子中學。這所名校曾培育出楊開慧、丁玲等革命志士，校園里涌動著抗日救國思潮。臨行前，父親將一把匕首交到她手中，用以防身。

　　誰承想，這竟是父女最后的訣別。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引下，17歲的劉守玟偷偷離開家，加入湖南省戰地救護隊，赴上海戰地救治傷員。從上海到陜北，再到徐州，直至1938年轉戰臺兒莊，一路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傷員。

　　臺兒莊大戰紀念館陳列的劉守玟的匕首。

　　1938年，劉守玟所在的救護隊，隨軍轉戰至臺東十八里鋪。一日，日軍突襲陣地，連長中彈倒地，她沖入火線施救。突然，一名日軍軍官揮刀砍向連長，沒有任何防護裝備的她，直接撿起路旁的一塊大石頭，義無反顧地砸向日本軍官的頭顱，日寇當場斃命。然而，一顆子彈從背后穿透她的胸膛。

　　重傷的劉守玟，被抬至徐州銅山縣陳塘村的傷病所，彌留之際，她從衣兜里掏出一張照片、兩塊銀元、防身的匕首和之前寫好的一封信，希望照顧她的老鄉將這些東西轉寄回家。那封血染的信上寫著：“女兒不孝，沒有告訴父母私自參軍，如果死在他鄉，這兩塊銀元和在校時的一張照片就當作紀念，萬望父母不要悲傷。”她拼盡最后一絲力氣，也沒能向老鄉說清自己的姓名和家鄉，隨后便永遠閉上了雙眼。

　　陳塘村的陳奶奶，含淚將劉守玟安葬，并在墳前栽下一棵小樹。此后數十年，她每年清明都去祭掃，并囑咐自己的后人繼續守護英靈，繼續幫無名女兵找到回家的路。臨終前，陳奶奶對孫子陳開靈囑托道：“一定替她找到家！”然而，戰亂年代信箋字跡模糊，僅憑照片與匕首，尋親如大海撈針。

　　直到2004年，經多方查證，這位無名女兵正是漢壽縣軍劉村失蹤的少女，劉守玟的家鄉和名字最終得到證實確認，遺骸運回故鄉，安置在湖南革命陵園，英雄終于魂歸故里。而她防身的匕首，留在了熱血浸染的魯南大地，替她講述3萬將士為國捐軀的無畏與豪邁，成為中華兒女熱血報國的見證。

　　如今，這把匕首與劉守玟的照片，共同陳列于臺兒莊大戰紀念館。2019年，劉守玟銅像在臺兒莊古城落成，銅像手握石塊，目光堅毅。

　　在臺兒莊戰役中，中國軍隊傷亡3萬余人，日軍傷亡逾萬。如今的臺兒莊，“彈孔墻”上的累累彈孔，無聲訴說著“無墻不飲彈，無土不沃血”的慘烈。劉守玟的故事，正是這血色豐碑上最柔軟卻最堅韌的一筆。

　　青島市博物館：

　　一張假居住證與它“不說”的主人

　　5月16日，青島市博物館二樓的第四展廳，以“五四運動”為主題展示了從青島被侵占到解放時期的重要歷史物品。其中一個展臺里，擺放了一張泛黃紙張，封面上印有“青島特別市公署發給居住證”，編號是第414007號。內頁右側清晰寫著：姓名李炳玉，年齡26歲，居住地址為西達翁村180號，職業德香齋伙。

　　這是一張82年前辦理的居住證，當時正處于抗日戰爭時期的1943年。然而，這張居住證上的個人信息卻是假的。

　　“其實，這張居住證的主人真實姓名叫李研吾（又名李硯吾），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地下黨員，李炳玉是他當時做地下工作，用來掩護身份的化名。”青島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鄭海燕告訴記者。

　　自1939年開始，中共膠東區黨委把青島、煙臺、威海等地作為敵占區建黨的重點地區。1941年6月，膠東區黨委設立了“敵占區工作科”，膠東地區大城市黨的工作，也主要由區黨委的“敵占區工作科”負責管理。在抗戰時期，青島的地下黨組織就是這樣一步步艱難地建立起來的。

　　青島博物館展出的李研吾的假居住證。

　　李研吾，是1942年至1945年中共青島工委的負責人，這張居住證，正是他先后三次來青島開展地下工作時，用以掩護身份辦理的證件。如此一來，李研吾得以安全進出青島開展工作。

　　根據李研吾回憶錄記載，在多位革命同志暴露被捕甚至犧牲后，李研吾和膠東區黨委敵占區工作科科長王臺總結經驗，針對青島地區存在的主要問題成立3個特支，由青島工委直接領導，3個特支在敵占區城市開展了大量發展黨員擴大力量的工作，為后續解放青島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解放青島迫在眉睫。上級組織委派李研吾盡快打入青島傳達上級指示，并盡可能組織力量配合解放青島。

　　此時，青島市區內形勢十分嚴峻，國民黨軍隊設置層層封鎖沿途盤查，關鍵時刻，居住證幫助李研吾順利通過了一道道崗哨，與市內地下黨員取得聯系，積極組織大家收集情報、保護要害部門，里應外合的工作迅速開展起來。

　　一張小小的居住證，見證了李研吾作為中國共產黨人英勇奮斗的光榮事跡，同時也見證著青島的革命歲月。1960年，李研吾回到青島，將這張屢次助他脫險的居民證，捐給了青島市博物館。

　　“當時，李研吾先生并沒有給我們留下更多的歷史物品和經歷故事。但我覺得，這種‘不說’正是地下工作者所一直遵循的信條和準則，也是他們最堅定的信仰。”鄭海燕感慨。

　　（大眾新聞·大眾日報）